山村里的姐姐老师

  晋西北黄河岸边，连绵起伏的大山低洼处，有一个小山村，叫姑姑庵。零零星星的土地像挂在山坡上的画一样。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向外面，也是季节性的，每到夏天，路就会被雨水冲毁。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每家窗户上挂的红色的广播匣子，听县乡广播站播放的新闻。村里有一部老式的手摇电话，安装在村支书家里。这就是我师范毕业后第一个教学的地方，这里给我留下了许多抹不掉的记忆。

  1980年9月，我被分配到天峰坪公社联校任教。开学了，我背着学生的新课本，从天峰坪联校出发，步行二十多里山路来到姑姑庵村。找到村支书王银柱，他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黝黑的皮肤，额上镌刻着皱纹，两鬓夹杂着银丝，待人很热情。领着我来到学校，两间石砌的窑洞有些破败，一间是教室，一间是老师宿舍兼办公室。小山村里一听说来了个年轻女老师，一群孩子就簇拥上来，衣服脏兮兮的，红扑扑的小脸蛋带着羞涩和淳朴。村支书向我交代了学校情况，并找人帮我打扫教室，修理课桌凳就离开了。
  第二天，学校就正式开学了。按照联校给的花名册三个年级应该有二十三名学生，可到校的只有十六名，我询问了几个学生才知道，正值秋收季节，许多孩子帮大人收秋去了，要等家里不忙了才来上学。 晚上，等村民们下地回家了，我开始家访，逐个劝家长赶紧让孩子上学，决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学业。记得来到小飞燕家，一家人正在吃晚饭，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飞燕妈妈热情地张罗让我吃饭，飞燕爸爸说：“咱们是本家，我和你父亲是同辈，你应该叫我叔，飞燕叫你姐。”
  她妈妈接过话说：“应该叫老师。”这时小飞燕怯生生地走过来对我说：“我叫你姐姐老师吧。”我摸着她的头高兴地说：“好啊，就叫姐姐老师。”也许是因为这样称呼既亲切又好玩，也许是因为刚满二十岁的我稚嫩的担不起老师这个名称。从此这个小山村的孩子们都亲切地称我姐姐老师。
  山村里的孩子单纯善良有点野性。复式班教学本来就让初出茅庐的我应接不暇，再加上孩子们乱插嘴更让教室里乱成一锅粥。上一天课我焦头烂额，晚上一个人思索如何才能统筹安排时间，合理教学呢。恰好联校副校长秦志忠老师前来检查工作。我向他汇报了自己的处境，秦老师给我做了一节示范课。上课哨子声吹响后，秦老师不慌不慌，先安排三年级同学们做几道数学题，然后让二年级学生默读并预习课文，最后他走到一年级学生们面前开始教生字，领读课文。
  安顿好一年级学生写作业，这才回到三年级学生面前讲授数学课，三年级同学们做练习时，他又到二年级同学们前面讲授今天的内容，这样动静结合，交替进行，有条不紊，很自如地完成了教学任务。秦老师的示范课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慢慢摸索，寻找有效的教学方法，随时改进，逐渐能适应山村的复式教学。对于山村孩子乱插嘴现象也慢慢引导，规范举手提问的习惯，渐渐地理顺了课堂步骤，维持好了课堂秩序。 
  山村的孩子基础差，成绩参差不齐，接受能力不同。看着一个个天真无邪的笑脸，渴望求知的眼神，我唯一能满足他们的就是传授知识，养成好习惯。学生人数不多，我有足够的时间个别辅导，因材施教，尽量满足每个学生的需求。及时纠正学生写字姿势，握笔方法。山村里缺少教具，我就地取材，和学生一起制作，废木片制作三角形，长方形，高粱箭箭制作圆轨……下课了，我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孩子们。我和他们一起跳绳，一起抓石子，一起甩宝片玩得很开心。
  期末考试结束后，联校召开学年总结大会。会上，联校长郝宽荣表扬了姑姑庵小学，学生学习成绩进步很大，村干部和中心校长都反应我表现突出，改变了一个学校，甚至影响了村风。他自信地说：“我没看错人，这个小老师还是很有能力的”。在姑姑庵小学，白天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很开心。可放学之后陪伴我的，只有前面那坐沉默的大山和空寂的校园。
  有时我会对着空旷山谷喊几声，山谷里传来阵阵回声。有时会在山上采一束野花插在玻璃瓶里自己欣赏。在这里的生活只有白天，没有黑夜，沉寂的山村让惧怕黑夜的我早早捂紧被窝，枕着山月沉沉睡去。贫穷致使这里的村民落后愚昧，但长期接触发现他们骨子里特别厚道热情。在姑姑庵小学教书，我深受家长们的爱戴，不论谁家杀猪宰羊总要请老师吃饭，谁家有吃好的都瞒不了这个姐姐老师。
  村里有个独居老人，看见别的人家都请老师吃饭，自己做不成，让自家侄女做饭请我。在这里，我深深感觉到父老乡亲憨厚纯真的本性。大队给老师送的土豆根本吃不了，大嫂还帮我去姑姑庵磨成土豆粉面。队里分给老师一块自留地，是村里最平整最肥沃的土地，根本不用我吩咐，家长们早已耕种锄耧妥当了。我在这里感受着的是亲人般的待遇。
  调走那天，许多村民前来送行，有几个学生拉着我的手舍不得放开，眼里噙满泪水。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父老乡亲，我的学生，他们给我以温暖，伴我成长。他们淳朴，善良，热情，好客让我留恋，让我不舍。走了很远，我回头眺望这个小山村，是那么温馨，那么亲切。
  （作者单位：忻州师院附属外国语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