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做教育
面对今天的教育，越发感到无所适从。大家对教育的批判几乎不留余地，但是对学生的期望又无以复加。有人说，这很好理解，正因为对学生的期望值高了，对学校的指责就厉害起来了。
听起来似乎没有错。但是，从事教育的人心里很清楚：越是没有地位的教育，越是得不到尊重的教育，越是培养不出高素质的学生，有健康生活态度的学生，以及全面发展的学生。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说中国教育的好话了，钱文忠教授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对中国教育“我不相信”。可是，当我们说“不相信”的时候，除了拥有一点道德优越感，又能带来什么改变呢？倒不如坦诚一点，谈一谈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中国教育总是被“千夫所指”
病根在哪
一个病人，主观上他是不愿生病的，而客观原因无外乎两种：一是自己没有爱护好自己，二是别人伤害了他的身体。如果今天的教育者还不够辛苦，那我们可以说教育者不自爱，但现实真相是，除了极少数的另类，教师们何止辛苦，从这些年三天两头的新闻来看，那简直就是一把辛酸一把血泪。
究竟是谁在伤害“中国教育”的身体呢？先说人力上的伤害。今天的学校有多弱势？虽然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全民事业单位，但并未获得用人权。学校想招一位好教师，甚至“适合的”就行了，招聘权在谁手上呢？在当地人事局，他们一般不太清楚学校的真实需求。
当相关人员照着各种规章制度，把教师招进来时，往往带给学校的是新的负担。我看一些有自主性的中小学，被逼得已开始自主培养和“回炉改造”职初教师了。
再说财力上的伤害。我们常说“再穷不能穷教育”，要办好的教育，费用必然先行。尽管每年都给了学校预算，可是花的每一分钱都得听从教育核算中心的。夸张点说，与其说是教育财政服务于中国教育，还不如说是中国教育顺从于教育财政规则。
几年前，某省教育厅要求某学校每个班人数不得超过四十人，于是学校把每个班从五十人左右减到了四十人，可是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仍然不变。结果，评上省一级特色示范学校后，学校各项工作的标准高了，项目多了，但生均公用经费反而少了百分之二十。
我们完全理解，预算肯定要省着来。但是，如果不能高标准地划拨给学校，那么对教育的那些功利性考核，是不是可以少一些呢？
即便给了学校预算，却又把各种花钱大务掌握在自己的手掌心。同一个年段不同学生的身高肯定是不一样的，为什么非得买同样的课桌椅，还非得在固定的那两三个厂家？集中采购或许节约了一笔经费，减少了工作量，同时也可能伤害了孩子的健康。我们作为学校也不想争夺自主购买的权利，但相关部门可不可以派人陪着我们去买一些适合的东西呢？
还有精神上的伤害。我们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和老师的精神支持，是极其稀缺的。一听老百姓不满意，一收到举报信，一出了安全事故，马上想到的是“教师懈怠了，学校失职了”。那么，学校究竟要努力到什么程度才算“不懈怠、不失职”呢？
吴非老师有一篇文章叫《不要跪着教书》，其实今天跪着的，远不只是教师，还有中国教育。这些年，一线教师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被处罚，教育主管部门以尽快“摆平”这件事情为核心要务，里面的是非曲直不得而知。或许私下给了老师以安慰，但门面上的退守却是事实。
这种处理方式导致的结果就是，教师越来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师生之间越来越相对无言泾渭分明，而部分家长和学生对学校对教育也就越来越缺少敬畏之心，一些丛林社会的野蛮逻辑不断进逼学校文明的底线。
如今，学生可以随便骂教师的书教得不好，如果教师想管一管学生，就变成了侵犯学生权利，言词重一点，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就急剧增大。真有个三长两短，都是独生子女，家长还不把学校搞个人仰马翻。而主管部门几乎不敢帮学校说一两句硬话，只是急着息事宁人。最后，“摆平”的往往不是事情，而是学校和老师。
很多学校已经不敢设计任何有安全风险的活动了，最近网络热议的“消失的课间十分钟”，根源亦在此。如果不能在具体事情上给予学校精神支持，给予“撑腰”，颁发再多的条文作用也是有限的。
多年前，海南省学生出游遇车祸，结果首先被控制的就是校长。是车出了事故，又不是学校出了事故，为什么把校长控制起来呢？这件事控制的不是校长，是天下所有校长们的那份教育热忱，是那份可贵的创造性与责任心。
“千夫所指”的教育
培养的是一群“现代野蛮人”
不禁有些感叹唏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长足的进步，但中国教育却反而成了千夫所指。
孩子来到学校，首先需要学习的是如何过集体生活，集体生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这意味着学生首先得遵守学校规则。然而，很多规则也成了动辄得咎：不允许学生在教室吃东西，就成了侵犯进餐权，不重视学生健康；要求学生出操迅速、动作整齐一点，又成了强制训练学生；要求学生按时完成作业，这又成了应试教育，没有为学生减负……
如此种种，一些维系教育教学正常进行的规则，都可能成为被投诉和被“网暴”的对象。我们社会何尝真正尊重过、正视过学校的规则？在无数次的边界退缩中，学校变得困惑了，教师变得困惑了，最终只能“佛系”“躺平”（当然还是有学校和老师在坚持）。
钱理群教授说“我们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认为本质上就是学生野蛮生长的结果。在学校，每一位学生都在知识上得到了丰富，在技能上得到了完善，但是与这些知识和技能相匹配的规则意识、人际能力与道德素养却没有跟上。
不论家长还是社会都选择性地认为，只要成绩上去了，其它不重要，可以让步，甚至纵容。于是，长此以往，我们就培养了一群有知识无文化，有技能无规则，有能力无素养的“现代野蛮人”。
跪着的教育，又怎能阻止学生的野蛮生长？这是一个教育自身都找不到尊严的时代，一个人人都可以对教育指手划脚对教师横鼻子竖眉毛的时代，一个将学校当成生产车间的时代，也是一个各种部门都可以给学校分配非教学任务的时代，一个缺失办学自主权以至校长看到领导就得低声下气委屈齐全的时代。
让学校和老师站起来说话
站起来做教育
当然，我无意为学校和教育推卸应有的责任，一线教育人该承担的责任还得承担，该完成的教育教学任务还得完成，该给予孩子的爱还得给予，一点都不能少。
我只是希望社会各界，各行各业，都能够给予教育应有的尊严，让学校和老师站起来说话，站着做教育，不要用虚无的“道德优越感”把学校推向审判席。
教育的病根一点不复杂，社会大的生态好了，教育自然就好了。教育从来都不是乌托邦，须臾离不开现实社会。无论是家庭、社会，还是学校，包括一个个具体的老师，都是孩子成长环境中的一部分。
不幸福的老师，不可能培养出幸福的孩子。一个民族怎么对待它的老师，世界就将怎么对待它的孩子。当我们对学校和教师呼来唤去，让教育跪在权利欲和支配感之下时，中国教育自然就一病不起了。
当然，教育的自尊与自立最终得靠学校与教师自己。包括学校的民主管理、依法治校如何落实，学校收入如何分配，教育教学如何考核，干群关系、家校关系如何搞好，都要科学研究，一件一件地落地。
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要行动起来。我们的收入，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尊严，除了推动舆论影响，还来自于我们的专业能力和奉献程度。如今，奉献程度自不用说，而专业程度还有着广阔的成长空间。
学生强，则学校强；学生成长，则教师成功。教育是一个“人育人”的行业，如果我们一再从学生的规则意识、交际能力和道德素养的教育中逃离，对学生知识与技能的培养也将越发的举步维艰。教育中的每一个退步，不是在减轻我们的责任，而是增大我们的教育难度。
美国教师Pierson在TED演讲中说：“你知道，孩子们可不跟他们讨厌的人学习”，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我们要用良心与良知来坚守教育这块阵地，用责任与能力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用专业与业绩来赢得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尊重与支持，迎接师道尊严的永久回归。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