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时期的“传奉官”
（上接第14版）其次，成化二十一年的匠官高达1300名左右，其中被清退的人仅仅只有35名，清退理由不是带有疾病，便是年龄过大，其余1200多名匠官均属于技术精炼者，未被清退。同样的，番僧方面也清退不多，慈恩寺等三大寺庙依然有大量供职。
最后，文职传奉官被清退较多，原本的500名左右的文职传奉官，仅仅只有61人被明宪宗的御笔点留下来，其余400多名文职传奉官均被记名放回，不过，在这61名被点留的文职传奉官之中，原本被抨击最为猛烈的李牧省、邓常恩等人皆在。
二、传奉官之中的医官
（一）明成化前的太医院
在公元1364年，朱元璋仿元朝的机构设置，建立了全国性的医药行政管理机构，也就是医学提举司。在1366年，医学提举司被更改为太医监，在1368年被正式改为太医院，并在1373年设置了御医一职，1381年太医院院使被更改为太医院令，设置了太医院丞，后在1389年太医院令被恢复为太医院院使，太医院丞被更改为太医院院判。
在明朝，太医院通常都是由医户组成的，当时的医户一般都是世袭的。太医院的官级相比其余机构待遇较低，即使是太医院院使，月俸也不过十六石米，且直到永乐时期才有月粮，俸禄微薄，处于太医院下层的普通医士，其所得的俸禄甚至不能养活自己，以至于明朝太医院人数不足。
太医院在宫中负责对皇室进行日常的诊疗工作，包括对皇帝的诊断，由于太医院这一工作的特殊性，太医院官员的任职与升职也较为特殊，一般都是世袭的，太医院官员的升迁不需要吏部的评价，完全由皇帝对其情况进行判定。可以说，虽然太医院早在传奉之前就已存在，但太医院内部的升官方式，已经和传奉较为相似。
（二）传奉官之中的医士
在明成化时期，获得传奉的医官大部分也都是在太医院内部的升职，实际上与明初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在《明宪宗实录》的记载之中，有完整姓名的医官一共有69人，其中有55人都是只在太医院内部的官职系统之中进行升职。在成化十一年，时任太医院院使的方贤受传奉升职为通政司左通政，这是第一次从太医院官职升职到通政官，使得太医院成为了整个朝廷瞩目的焦点。但从总体而言，大部分的太医院医官也仅仅是在太医院内部进行升职，但由于其他各种人的传奉升授，使得太医院医官也被看作是传奉官的同类，受到朝廷官员的针对，以至于在对传奉官裁汰之时，医官也受到了牵连。[4]
相比于其他的传奉官，医官普遍都是精通医术之人，更能够得到人们的肯定，且人们对于医官的需求相比于传奉官中的其他各色人等更高，为了保障社会的长久健康发展，医官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医官相比其他传奉官受到的针对与指责更少的原因，对于医官的指责，其实大部分都是将医官归为传奉官一类、对传奉升授这个制度本身的指责。
三、明成化时期医官的迁转
（一）医官迁转的常与异
方志远教授在《“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中曾经对传奉现象进行了梳理，认为传奉官是一种通过宦官“传奉圣旨”任命的一种官员。一般来说，获得传奉升授的人大多都是具有特殊职业能力的人，在传奉官之中，医官的占比并不算多，但是医官在整个传奉官之中的地位则较高。
在明初之时，太医院医官的内部升职，都是通过朝廷大臣的推荐或在民间的征召，得到皇帝圣旨升迁。在明太祖时期，太医院的堂上官通常都是曾在朱元璋称帝之前为其治病的人，大多都是来自于医术世家，其医术与医生身份代代相传，因此太医院内的医官也是子承父业，或者是在内部获得升迁。早期医官的地位在朝廷内也不低，部分深受皇帝喜爱的医官在逝世之后会得到较高的葬礼规格，并且朝廷官员也不会对这种行为感到不满或意外，医官也很好地融入了文官群体之中，但在明朝初期，医官的升迁也仅仅只是在太医院内进行，并未有过从太医院内部迁转到朝廷官员群体的事例，医官并不会对朝政造成干扰，这也是明成化时期医官迁转的“异”，并直接导致了医官在朝廷地位的下降。
明成化时期的医官，不仅从太医院内部升迁到了朝廷官员体系之内，且官位较高，明朝地位最高的太医，就是明嘉靖时期通过传奉升职的许绅，官至太子太保，正二品，这在明初是不可想象的。明成化之后的医官，不仅官位较高，更是能获得赐谥，在明朝的谥法之中，只有三品以上的大臣才能够接受赐谥，永乐时期的蒋用文则开启了医官赐谥的先河，王世贞曾在其《皇明异典录》之中对明朝谥法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在明朝特别是开国时期，政治的改变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赐谥虽然违反原本的谥法，但也仅仅是医官死后的荣誉，并不会对朝政造成影响。而从成化时期开始，诸多医官的升迁跳出了原本的医官体系，进入到文官体系之中，官位高至尚书，对朝政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也导致了朝廷对医官影响的恶化。
（二）医官的仕途迁转
陆容曾经对明朝的技术官迁转，如钦天监、太医院进行了评价，发现了太医院医官升职的特殊性。[5]从明初开始，太医院医官的升迁就类似于传奉，不需要经过官员的考试与选拔，他认为应该将医官群体和其他的传奉官群体分开来。陆荣之所以会提出这种说法，与明朝医官特殊的升迁制度有直接关系。
在《明实录》之中，记载在明成化和弘治时期，一共有65位医官，其中有64人在成化时期被传奉至少一次，弘治时期仅仅多了一位传奉医官，官位也仅仅只是到太医院吏目。在这65人之中，有21人被记载在明孝宗继位之后被降职，或是削为平民，有20人被记载因各种原因离开朝廷，其余人则由于官位较低，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传奉医官相比于其他传奉官，初始职位并不高，一般都是医士或是御医，且大多数的医官依然是在太医院内部进行升迁，大部分医官的官位也仅仅只是到御医或院判，而到了院判这个职位，才能算是太医院之中较为重要的官员。超出太医院，从医官升迁到文官群体的官员并不算多，成化时期有明确记载的仅仅只有11人，但由于这11人都是以院使、院判的身份的地位进行升迁的，因此官位较高，至少都是正五品以上。
在成化初期获得传奉的医官之中，以方贤的升官最为迅速，他最初仅仅只是一名普通的医士，升至太医院院使，最后于成化十一年从太医院院使升为通政司左通政，成为明朝第一位从太医院内部升迁至文官群体的官员。后来在成化十七年，蒋宗武成为第二名升迁至文官群体的医官，且依然是升迁至通政司左通政，就此之后医官升迁至通政司的官员不断增多。[6]
在这些医官之中，又以蒋宗武和施钦最为重要典型。蒋宗武在升至左通政之后，又升至通政使，并于成化二十二年升至礼部左侍郎，成为成化时期最为显赫的医官，蒋宗武在为官之时并没有依靠宦官，反而曾因得罪宦官下狱。施钦则是继承其父施安进入到太医院之中，经过数次升迁，从医士升为院判、院使、左通政，最后升至通政使，后因明孝宗继位被降职为院使，但在弘治十一年重新升职为右通政。相比于其余传奉官，医官升迁并没有依靠宦官在其中的作用，甚至方贤、蒋宗武等人与宦官之间有所冲突，而传达传奉医官圣旨的太监，也并非奸臣，其中怀恩、李荣更是有贤人之名。可以说，医官的升迁，主要还是依靠其医术和治病的功劳。
此外，医官升迁的通政司，是用于制衡中书省设置的机构，主要的任务有出纳帝命、通达下情等，但由于中书省的废除以及司礼监的日益壮大，通政司的权力和地位都在不断下降，其实际作用被大大削弱。之所以会将医官升迁至通政司，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其目的实际上只是为了提高医官的品级，而非让医官真正进入到文官群体之中。事实上蒋宗武在升官至礼部左侍郎之后，他也没有直接参与到朝政之中，仅仅只是就医政方面的问题进行谏言，即使其后因贪污贬职也仅仅只是在采办药材等医政相关环节之中谋私利。[7]
综上所述，成化时期的传奉医官虽然地位显赫，但通政司已经成为了杂流出身官员最为常见的晋升途径，其职权有限，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朝政之中，其权力与职责依然被限制在医政的范围之内，且在明孝宗继位之后，医官也受到罢免传奉官的影响，大多数医官都被贬职，甚至是削为平民。
四、明成化时期的医官形象
成化时期的传奉官现象，以及医官的传奉升迁，使得医官群体的形象有所下降。在弘治十六年，明孝宗下令让翰林院与太医院共同对本草进行删订，并纂集成书。当时的大学士刘健对此感到极其不满，认为太医院派出的官生刘文泰等人平日间仅仅只是做包办药材的工作，在文理方面并不擅长，让这样的人来编纂书籍是不合适的，因此他建议应该对太医院的医官进行考察。同时刘健又主张更应该让翰林院在编纂书籍之中起到主导作用，强调翰林院的地位高于太医院。本草的纂修，不仅需要优秀的药理知识，同时还应该通晓文艺。弘治年间的医官，特别是并没有通过正式考试进入太医院的官生，文官一向对这部分群体有所偏见，认为这部分医官不能做到通晓文艺，医术的实际水平也被质疑。文官群体眼中，医官的形象与地位大幅下降。但弘治年间，也有明确记载太医院医官的医术，比如弘治年间的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就曾为太医院院使仲兰写志铭，称赞仲兰医术高明。仲兰生前致仕南归之时，也曾获得礼部左侍郎倪岳、翰林院侍讲学士吴俨等人的诗词。李东阳还曾称赞过另一位医官钱宗嗣，认为他医术高明。在士人群体之中，陈公尚、周原两位医官也享有盛名，两人均出身于医术世家，医术高明，同时也擅长诗歌，有儒医之风。[8]
可以说，明成化之后，弘治开始，医官群体在文官群体心中地位的下降，并非是由于文官群体口中所说的医术下降，而是政治环境的改变，以及医官身份的长期固定。医官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精于医学知识，传统理想中既精通医学，又擅长文理的儒医已经越来越难见到。不过太医院与文官群体之间的对立情况也并不像其他传奉官那样显著，但也不像明朝初期那样受到人们的尊敬，也时常会受到内阁大臣的抨击，且太医院内部也存在冗官情况，再加上脱离太医院进入文官系统的升迁的出现，使得世人认为医官也开始凭借自己的医术得宠，社会地位也不断下降。
五、结 语
在传奉官现象出现之后，明朝医官群体就被视为传奉官的一部分，其地位与社会形象与明初相比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可以说，传奉官现象的出现以及泛滥，使得医官群体从中受益的同时，也遭受了不少的误解与偏见，直接导致了医官社会地位的下降。医官社会地位的下降，可以说是明代选官制度发展之下的结果，医官虽然在明初受到文官的尊重，但这群以医术进入朝廷的官员也一直被文官视作异类，而后技术官的出现更让医官的身份固定，医官专业化程度的加强也使得其身上“儒”的部分有所减弱，在经过正式考试进入官场的文官看来，继承父业或不通过考试进入太医院的医官是不合理的，与传奉官并无区别，而让这样的医官进入文官群体更是无法理解的，这一系列事件都使得文官对于医官的抵制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两者的关系不断恶化，最终造成医官形象以及地位的不断下降。
注 释：
[1]张德信.《明朝典章制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2]《明宪宗实录》卷158，“成化十二年十月辛未”条，第2885页.
[3]王迪.《成化时期的“传奉官”》[J].天津：《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0年第7期.
[4]《明宪宗实录》卷166，“成化十三年五月甲戌、辛巳”条，第3页.
[5]陆容.《菽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8-109页.
[6]《明宪宗实录》卷166，“成化十三年五月丙子”条，第7-8页.
[7]程彩萍.《明代中后期宫廷医官生存状态探微》[J].《历史档案》，2008年第3期.
[8]文醒城.《明中叶传奉官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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